在台灣現在的低薪環境中，有小孩的年輕父母都得工作才能養家活口，而且未必有良好的生活品質。親子互動時間有限，休閒時間更少。這樣的現象在居住成本高的台北特別明顯。親子教養的責任對父母來說真是既溫柔又沉重。
特別是當面對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很多年輕父母對自己的教養能力非常缺乏信心。他們的解法通常都是把孩子交給學校，或是依賴網路社群。但是前者只會讓他們更沒自信，後者則容易強化錯誤觀念。
尤其這幾年大家習慣以「教養」一詞取代「家教」，並將「教養」與「教育」連結。人們越來越少在家庭的脈絡談教養，就會導致越來越多的家長忘了：孩子的教養其實是父母的責任。
親子教養最強的動力來自父母本身的成長。父母有強烈的追求成長的動機，才會有動機帶著孩子共同成長。教養也就在這樣的過程中自然發生，適性的教養的方法也會在這樣的過程中被發現、甚至被創造出來。
就像我在〈旅行的意義〉提到的那位在路口賣芋頭粥的女士，學齡前的兒子就在旁邊板凳上寫功課。媽媽也為孩子準備了繪本，只要一空下來就會轉過頭來跟孩子共讀。她做到的事可能很多經濟條件更好的父母都做不到。
在台灣，另一個教養需求的來源是隔代教養。隔代教養在西方社會是特例，通常是為了在子女出了狀況之後（例如入獄）避免孫子女被送往寄養家庭。在台灣卻成了常態，因為年輕人普遍工作太辛苦薪資又太低，缺乏獨立照顧小孩的資源。
祖父母早已結束活躍的親職實踐期，並在子女成年離家後進入空巢期。重新啟動親職角色必定有些衝突。例如我在高雄街頭就常看到祖父母邊遛孫邊抽菸、對路況警覺不夠或搖搖晃晃騎機車載孫。親情無價，但這個年紀重新扮演親職角色難度真的太高。
另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是，原本父母可以在子女離家後擁有更多的自由與時間重新找到自我認同並與成年子女建立新的關係，讓自己與家庭都能持續成長。但他們的子女把孫子女送回來也打斷了這個重要的任務。
當然，在華人社會裡有更多父母從來沒有想過在子女離家後找到新的自我。照顧孫子女對他們來說是藉由重新扮演熟悉的親職角色來擺脫空巢期的失落感，也反映了強烈的「希望自己仍能被家人所依賴」的需求。只是這些動機畢竟不是那麼正向。
年輕人薪資太低工時太長導致的親子教養以及隔代教養的問題，追根究柢還是台灣整體產業結構的問題：無法創造價值，只能降低成本。很多人都在努力翻轉台灣的產業。在大環境改善之前，不論是爸爸媽媽或阿公阿嬤，不論是成長或教養，真的都需要獲得多一點的協助與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