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在美國伊利諾大學念博士班時，修過一門資訊系高年級與研究所合開的課，Gerald DeJong 教授的人工智慧。我的主修並非資訊，修這門課感受到很大的壓力。1996 年起連續兩年選修這門課，都撐不到一個月就退選了。這經驗讓我下定決心要克服阻礙，第三年選修前就先把資料結構與演算法修完，還去修了軟體工程。後來果然順利修完一個學期的人工智慧。除了知識，那年的課還讓我學到兩件事：時間觀念與教學技巧。
DeJong 有個習慣對我有很大的影響，那就是準時。他總是提早來到教室作準備，等教室牆上的時鐘顯示時間到了，就立即開始講課。下課時間到了，他也能立即停止講課。開始或停止講課，就像機械一樣精準。受到這段經驗的影響，我現在都會隨身攜帶一個小時鐘。提早 10 分鐘進教室，把時鐘放在視線可及之處，再把電腦、投影機設置妥當。上課時間一到，就開始講課。下課三分鐘前就開始準備收尾，然後一定準時下課。
我到各地演講，只要行程不是特別趕，一定提早至少一小時抵達。前 20 分鐘觀察演講機構的實體與社會環境，後 40 分鐘觀察提早到現場的聽眾並找機會交談。這一小時的勘查與訪談得到的訊息，對於臨時微調演講內容很有幫助。正因為有太多觀察的經驗，對台灣的遲到文化感觸特別深。我很少有可以準時開始的演講，不是我不準時，而是因為時間到了聽眾還沒有完全入場。如果我想準時開始，當然可以。但因為是被邀請的，客隨主便，通常還是會等一下。
我總覺得台灣人的小聰明太多。小聰明，就像「因為大家都會遲到，所以自己也要遲到，免得自己準時還得浪費時間等待」這樣的想法。台灣人太在意別人怎麼做，不敢跟別人不一樣。到最後，反而失去了遵守基本原則的能力，也把社會搞得一片混亂。個人的小聰明帶來社會的混亂，更大的混亂又要更多的小聰明來應付。就像我在「台灣人的教養」說過的：
「這個國家的公民每天醒來就準備好眼觀四面耳聽八方，不是為了享受生活的喜悅，更不是為了尋找創造的靈感，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權益不受侵犯。這個國家的公民把認知資源都消耗在維護自己的權益上，還得擔心受怕自己維護權益時受傷害，他們如何快樂得起來？他們如何能夠獲得不被侵犯的安全感，讓自己的生產力與創造力得以發揮？」
再談教學技巧。DeJong 是比較老派的教授。當時很多教授已經都開始用電腦與投影機呈現教材，他還是用透明片。不僅如此，他的透明片還是手寫的。上課時邊講邊寫，也許再加上畫圖示範。下課交給助教送去影印裝訂，就成了我們手上的講義。他講課非常清楚，就連我這個非資訊主修的學生也很少有「聽不懂」的感覺。拿到講義對照教科書複習，也很輕鬆。直到今天，我都還留著當年的上課講義，以及我自己上課時作的筆記。
當年修的另一門課，教授的風格也很類似。他也是用透明片，也是手寫。只不過不是現場寫，而是事先寫好的。他不是老到不會用電腦；他的研究做了很多的電腦模擬。只用手寫的透明片，這位教授同樣也能把複雜的概念講得很清楚。有一兩次課堂報告我也嘗試使用事先準備好的手寫透明片，回想起來還真的是很有趣的經驗。
無論製作方式是手寫或打字，我一直很懷念那個透明片的年代。以在簡報現場操弄投影片的自由度來看，簡報軟體其實是不如傳統投影片的。這幾年大家受簡報軟體制約以後，可能都忘了那曾有過的自由度。就像我在「懷念傳統投影片」說過的：
「傳統透明片與投影機是類比的系統。不論你希望達到怎樣的視覺效果，都是藉由操弄實體投影片來達到目標。想要讓投影的影像往右轉 90 度，就直接抓起投影片往右轉 90 度。想要同時呈現兩張投影片的內容，就把兩張投影片疊在一起。想要在投影的內容上加一些字，就直接用筆寫在投影片上。需要鏡像的影像，把投影片翻個面就好了。」
直到今天，我都還保留了我在 1988 到 2002 這長達 14 年的透明片時期用過的大部分的透明片或原始的紙張原稿。當然，我不再用透明片了。但這些透明片是一種很好的提取線索，幫助我回憶過去的經驗。我總是提醒自己，不要流於形式。使用各種多媒體設備的目的，是為了幫助溝通。如果無助於溝通，就算大家都用，自己也不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