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無法適應台灣的便當文化。你知道，就是中午在工作的地方吃便當，吃完後直接扭曲身子趴在仍能感受到便當溫度與氣味的桌子上，睡個品質通常不太好的午覺。或是中午在會議桌上邊吃便當邊開會，完全無法專心用餐。如果午餐的意義只剩下機械性地操作筷子將食物送進胃裡，人跟路邊把頭埋在被丟棄的便當盒裡機械性地用舌頭將食物送進胃裡的狗又有什麼兩樣？狗甚至比人高明，因為筷子這種工具很難夾起大部分的食物。
我一直覺得，午餐是一種藝術。好的用餐環境能讓你從工作環境中抽離出來，而這有很多好處。你不僅不用睡覺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思考也可以獲得解放。後者尤其重要。在工作的環境待太久，思考往往會受到制約與限制。你走進那樣的環境，特定的思考習慣在你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就開始控制你了。如果中午至少有一段時間離開工作的環境，對創造力的促進是有幫助的。
所以，這麼多年我一直很堅持絕對不在工作的環境用餐，除非必須開會或因為其他原因有人提供了便當。大部分的時候，我一定駕車離開工作的環境，找一家能讓我放鬆心情的餐廳用餐。萬一真的沒有時間離開，我寧可在便利商店買一瓶牛奶來喝，直接跳過正常的午餐。那種離開的動機太強烈，我還曾經用過「逃亡」一詞來形容這件事。
我對食物品質沒有太大要求，不要太難吃就可以了。我比較在意環境。說在意其實也還好，就是兩個條件：第一，乾淨。除了食物要衛生，牆面、地面、餐具、桌椅都要乾淨，桌面更要乾淨到我可以把手肘或手臂放上去而不會弄髒自己。第二，寬敞。空間要大到沒有壓迫感，大到讓我有多一張椅子放我那經常有五公斤重的背包，也要大到讓我不會跟別人有不小心的眼神接觸。
這只是很起碼的要求。但很諷刺地，在今天的台灣，至少在高雄市，即使把午餐預算從吃便當的 50 至 80 元拉高到 100 至 200 元，仍然很難找到兩個條件都符合的用餐環境。我痛恨用餐環境的桌子黏黏的讓我的雙手沒地方放，更痛恨沒有乾淨穩定的平面讓我放包包。我最痛恨的是吃飯時有別人盯著你看的感覺，或是抬起頭不小心就接觸到別桌客人的眼神。
這幾年，我深刻感受到，要在合理價位吃到「午休」等級（不只是充饑）的午餐，真的不容易。時間有限，又因為要開車往返，還得把交通與找停車位的時間算進去。而且即使搜尋半徑已達三公里，能夠達到要求的店家仍然不會太多。找得到是運氣好。如果沒有太多時間的話，摩斯漢堡就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摩斯漢堡設於用餐區的洗手枱是我的最愛，因為不用走進廁所就可以洗手。
起碼的衛生與舒適，有這麼難做到嗎？美國、日本做得到，台灣為什麼做不到？我不知道台灣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或者，我應該說，為什麼還是這個樣子。因為在這方面，過去二十年來台灣並沒有進步。台灣的國民平均所得是二十年前的好幾倍，人民的生活品質卻沒有變得更精緻。
我不曉得「午餐 = 充饑」這個便當文化所反映出的主流價值還會持續多久。我很希望有一天，人們只需付出吃便當的錢，就能夠在有起碼衛生與舒適水平的環境用餐。但是，對照台灣過去二十年的發展，坦白說，我是有點悲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