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27 日，黎文正宣佈結束訴求「陳總統下台」的「民國維新學運」，停止在中正紀念堂長達一周的絕食靜坐。陳總統沒有接受黎文正的陳情書，當然也沒有下台。哈囉～馬凌諾斯基的阿潑在同日寫了一篇「 一個人的學運？」，對此事有相當中肯的評論。我想先談一段往事，最後再回來談黎文正。
我想起 1990 年抗議國民大會代表濫權的三月學運。提到三月學運，大家很自然地會聯想到學生靜坐的主要場地：位於台北市的中正紀念堂廣場。可能只有少數人還記得，當年也有一群大學生在高雄市發起了靜坐抗議活動，與北部的學生串連。下圖是 1990 年 3 月 21 日《民眾日報》第 4 版的照片，白色箭頭指的那人就是我。點圖可以看到完整的第 4 版，有許多關於這次抗議活動的報導。
那年，我在高雄醫學院（現在的高雄醫學大學）心理學系念大二，同時也擔任心理學系學生會的會長。3 月 19 日，有人來找我說要發起南部的大學生在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廣場靜坐，來個南北串連。我二話不說就答應參與，當天晚上跟一群同學在學生活動中心幫忙寫「抗議國大濫權」的黃布條，隔天發給抗議的學生綁在頭上。
20 日一早抵達現場，才發現文化中心不讓同學們使用廣場，最後大家決定在大門口靜坐抗議。來的學生以高醫學生為主，中山大學和高雄師範學院（現在的高雄師範大學）的學生就比較少。也有不少高醫的老師來支持，印象中我並沒有看到其他學校的老師來到現場。
活動的規畫是兩天一夜，靜坐演講但不絕食。20 日開始，夜宿中正文化中心廣場，21 日結束。蹺課頂多蹺兩天，而且許多同學沒蹺課，都是沒課才來，不會嚴重影響學業。當年高醫學生課業很重，沒辦法很多天不念書。看似溫和的兩天一夜抗議活動，已經是極限了。
我那兩天都在文化中心，但偶而會回學校，希望能拉一些同學來文化中心。我記得我就在教室外面等大家下課，然後告訴大家會場的狀況。不過，同學們好像都不太感興趣。
當年陳豐偉在醫學系念大一，我還不認識他。我在 jeph: 音謀筆記的「野百合的回憶」讀到他寫的迴響，他說：「當年高雄文化中心還有一場小小的學生聚集活動唱和台北的野百合學運，我那時才大一，就在那裡邊吃雞腿便當邊按計時鈴。高雄的大學生輪番在小小的台子上發表演講，但我已經記不得他們講些什麼。反正那時我才大一，也不會想上去講話。」
十六年就這樣過去了。回想起來，我很高興曾經參與 1990 年的三月學運。雖然不是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雖然只有兩天一夜，雖然沒有採取什麼激烈的手段，但南部學生因此展現出的的單純、理想與自制，卻是我十分懷念的。在三月學運之後，我觀察台灣政治與社會的變化，心裡就很明白，以後不會再有類似的學生運動。
十三年以後的 2003 年底，「學運」這詞再度被搬出來使用。當時媒體紛紛以「新學運」來形容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副教授夏學理發起的「許願淚」活動。學生要在於台北、台中廣場等地連線舉辦集淚活動，讓參與者把淚水滴入一個個玻璃集淚瓶中，學生們次年秋天會把淚水透過熱汽球送上喜馬拉雅山空飄祈福。
「許願淚」只不過是像迎新宿營一樣的休閒活動，當然不能說是學運。並非因為它的形式不像學運，而是精神不像。不過，這也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台灣變得不一樣了，新世代的年輕人也變得不一樣了。
面對不斷變遷的社會，老一輩的人不應該再用自己的價值觀來批評現在的學生。同樣地，現在的學生如果想要發揮影響力，也未必要用老一輩的人的方法。同樣的理念，在不同的時空，就必然會有不同的實踐方式。我肯定黎文正的勇氣，不過總覺得他的作法不是很能在今天的台灣發揮效能。如果「民國維新學運」還要繼續，希望黎文正可以找到更有創意的方法來實踐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