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最後一天，我沿高雄市民族路往南開車進城。在民族陸橋上，我看到一輛汽車的左右兩側都貼上了納粹的符號：在白色圓形的背景前，一個向右並旋轉 45 度的卐 。我實在過於震驚，以至於遲了一會兒才抓起相機隔著擋風玻璃拍下這張照片：
也是在今年六月，有網友拍到台南市的店家在路邊公開展示印有納粹符號的抱枕。這些並不是偶發事件，而是普遍的現象。大家應該還有印象，2001 年，民進黨的「嗆聲新世代」電視廣告，就因為出現希特勒的畫面而遭到抗議，最後停播。另外，大家也應該有印象，2000 年台北出現一家以納粹集中營為主題的餐廳。後來這家餐廳也因為遭到抗議，撤除了原本的裝璜。
我想起先前看過的一則報導。美國有一位女性因為車子被人噴上納粹符號，覺得有人對她有非常大的恨意，不僅嚇得哭了出來，心中的恐懼也一直揮之不去。台灣人竟然把納粹當成流行、當成裝飾品？我相信，這些賦與納粹正面意義的台灣人，純粹是因為欠缺國際視野而做出自取其辱與冒犯他人的蠢事，並不是像某些組織一樣要表達什麼政治立場。
BusinessWeek 2001 年 7 月有一篇 Bruce Einhorn 的評論文章「亞洲的歷史盲點」，副標題是這麼說的：「希特勒為什麼會出現在台灣的政治廣告中？日本人為什麼不承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犯下的罪行？之間可能有關聯。」他的論點是，日本人不願談二戰，中國人也不願談大躍進、文革或天安門事件。「既然亞洲人連面對自己的過去都有困難，他們在了解別人的歷史上有困難，也就不意外了。」不過，Einhorn 又繼續說：「但是當這個區域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變得愈來愈重要，他們需要改變。」
Einhorn 把民進黨的希特勒廣告和日本不承認二戰罪行並列，而且沒有把台灣和中國清楚區分，台灣人讀了可能覺得不舒服。或許，也會有人想反問：「有這麼嚴重嗎？」如果你問我，我會說，真的很嚴重。我們必須承認，台灣人對歷史的無知，以及因為對歷史無知導致國際視野的欠缺，都是事實。
聯合國在 2005 年才通過決議，將每年 1 月 27 日訂為「緬懷大屠殺受難者國際紀念日」。今年的 1 月 27 日，聯合國秘書長致辭時說：
「大屠殺這一絕無僅有的悲劇不容改寫，只要人類記憶繼續存在，就必須牢記這一令人恥辱和可怕的悲劇。只有銘記不忘，受難者才能得到應有的敬意。數以百萬計的無辜猶太人和其他少數族群成員慘遭屠殺，其方式之凶殘，難以想像。」
「大屠殺隨時間遠去，大屠殺倖存者也越來越少，現在要靠我們這一代人將記憶的火炬傳下去，將維護人類尊嚴這一事業進行下去。」
而台灣人竟然選擇遺忘？
我在 2000 年 4 月寫「與歷史疏離 危機誤解接踵而來」時就說過：
「與歷史的隔離，換來台灣人高度的適應性與台灣社會快速的變遷。『歷史』對台灣人愈來愈不重要。然而正是因為這樣的與歷史隔離，台灣人不再了解中國。也因為台灣變得太快，中國、甚至美國，也不再了解台灣，兩岸誤解因此而生，危機也因此而起。 」
台灣人需要了解自己與其他國家的歷史，才能讓自己有足夠的深度。當台灣人有足夠的深度時，就會有敏銳且準確的國際視野。有了敏銳且準確的國際視野，台灣自然會找到國際化的方向，也會很自然地與國際接軌。如果還是每天高喊「拼外交」、「站起來、走出去」、「與國際接軌」或「台灣第一次，世界都在看」之類的膚淺口號，那麼台灣就跟我在民族陸橋上看到的那輛車一樣，只會讓自己變成國際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