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漢語拼音 符合國際化標準化

    在研議多時之後,教育部決定捨漢語拼音,採通用拼音作為中文音譯方法。路牌用哪一套拼音已無關宏旨,整個決策過程反映出來的問題,才是最令人擔憂的。

    漢語拼音的標準化與國際化,是別的方案無法取代的。不採納漢語拼音,表示標準化與國際化在決策者眼中重要性並不高。或許決策者是這麼想的:路牌都插在國內,全國統一就好了,為什麼要遵循國際標準?不要忘了路牌拼音主要是給外籍人士看的,而外籍人士十之八九都是透過漢語拼音學習華語。若說要方便外籍人士學習或辨認,應該要選漢語拼音才對。這分明就是一項需要考量國際化與標準化的決策,決策者卻沒有正確的認知,最後導致錯誤的決策。

    如果只是在國內鬧笑話也就罷了。前些日子,僑委會打算在美國推廣通用拼音,結果卻四處踫壁。不遵循國際標準也就算了,竟然還強要別人接受自己土法鍊鋼的拼音方案。不知道是坐井窺天還是夜郎自大,但肯定是個笑話。我一點也笑不出來,因為這反映僑委會對台灣以外的華人一無所知!對海外華人一無所知的僑委會,有資格、有能力服務僑胞嗎?

    我們總希望台灣能突破被孤立的困境,被國際社會接納。如果決策者不能將心比心,真正了解國內外籍人士和海外華人的需求,如何能得到尊重?如果台灣不能接受國際社會既有的標準,又如何期待別人來接納台灣?正如孟子所言,敬人者,人恆敬之;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教育部、僑委會都應該三思。

    (原發表於 2000 年 10 月 8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提升語言能力 鼓勵國人開口

    貴版廿二日刊載陳信宏先生投書,指出國人語言能力低落,並認為國語不像英語有明確的語法規則,是造成此一現象的主因。這個解釋可能有問題。

    語法並不是寫在教科書上用來規範語言使用者的,語法是語言本身的規則。國台客語和世界上其他語言一樣,都有自己的語法規則。因為有語法,我們才會講話、才能聽懂別人講的話。也因為有語法,當別人講出不合語法的話時,我們會覺得怪怪的。

    因此,國人語言能力普遍不佳雖是事實,成因卻不是「沒有嚴謹語法」。我們可以拿大陸來對照,大陸人講普通話,普遍比台灣人講國語來得流利。可見這不是語法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大陸是一個識字率不高的國家,一般生活上對口語的需求也比較高。在這樣的環境,口語表達自然有較多磨鍊機會。反觀台灣,傳統的文化,如「囝仔人有耳無嘴」、「半瓶水響叮噹」,或小學老師上課時總叫學生「不要講話」,所傳遞的,都在壓抑口語表達。在這樣的環境成長,現在台灣成年人的表達能力,自然不會好到哪去。

    我們可以再拿現在的青少年來對照。現在的文化較不壓抑口語表達,青少年的表達能力,就遠比成年人好很多。我回台灣時看到好幾次電視新聞記者訪問中小學生,常常是記者問得語無倫次,一句話都講不完全,小朋友倒是講得頭頭是道,流利得很。這更顯示了成年人語言能力低落,不是語法問題,而是文化問題。

    (原發表於 2000 年 8 月 23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吳宗憲事件 突顯社會演化趨勢

    近日媒體大幅報導吳宗憲的事件,且對其道德成分與社會影響多所著墨,彷彿整個台灣社會即將向下沉淪、萬劫不復。我們能不能跳開道德論斷,以寬廣一點的視野來看這次事件的意義?

    美國總統柯林頓的性醜聞,一度鬧得風風雨雨,美國人照樣讓他當了八年的總統。在他的治理下,美國經濟也出現前所未見的榮景。這不僅顯示一般百姓將他的治國能力與個人道德分開評斷,更重要的是,美國社會仍然為傳統倫理與價值觀所約束,並未因為總統「帶頭亂搞」就向下沈淪。

    立委黃義交在省府發言人任內的緋聞也曾掀起波瀾。選民還是認可他的問政能力,把他送進了立法院。從這裡我們看到台灣社會的演變:從以道德為論人的唯一標準,演化為道德與能力彼此獨立。這樣的改變其實不可避免:舊社會單純,只需道德便可維持。現代社會高度分工,複雜性高,道德本身不足以維持,還必須加上各種專業,社會才得以凝聚。

    吳宗憲的觀眾,對他的私德有再多負面評價,還是照樣看他的節目。他們不見得肯定他的私德,卻肯定他的主持能力。吳的主持風格或有爭議,但其敬業的精神,卻受到許多製作人肯定。總的來說,這次事件只不過是再度突顯了台灣社會演化的趨勢,而這趨勢是正面的、不可避免的。

    (原發表於 2000 年 8 月 19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做什麼像什麼」何時落實?

    還記得胡適之先生的《差不多先生傳》嗎?

    八掌溪事件中,隨處可見差不多先生。首先趕到現場的消防隊員忘了帶拋繩槍,隨後趕到的消防隊員帶了,可是帶來的是故障的拋繩槍。真是有帶沒帶都差不多,專業的消防員與外行人也差不多。空中警察隊原本說直升機花了二十五分鐘準備起飛,後來又說是花了四十二分鐘。為什麼呢?分隊長說是雙方沒有對時,或是登載的時間有誤差;隊員說直升機發動就算起飛,所以可以說是二十五分鐘。真是發動引擎和起飛差不多,二十五分鐘和四十二分鐘差不多,專業的警察與飛行員和一般人也差不多。空軍海鷗救難隊的兩架救難直升機,竟然從不救難,改裝成總統專機。真是救人和載總統差不多,少救幾個人多死幾個人也差不多。

    八掌溪事件引發政治風暴,行政懲處層級之高之廣,歷來罕見。新政府的檢討方向,偏向紊亂的救災體系。殊不知,真正的原因,在於專業人員不專業、不敬業。比較九二一震災中本地與外國救援人員的表現,這點就非常清楚。

    如果新政府無法讓各專業部門具備真正「做什麼像什麼」的專業,那麼首長辭不辭職、記不記過、總統是哪一黨、政府是新是舊,實在都差不多。反正,百姓的生命安全,一樣沒有保障。

    (原發表於 2000 年 7 月 27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北部人重北輕南 我們南部人呢?

    十七日聯合報八版刊出關於南北差距的專題報導。我在南部出生、住了廿五年,讀後別有感觸。

    人們討論「重北輕南」時,常常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誰在重北輕南?北部人當然重北輕南,那麼南部人呢?個人的觀察是,許多南部人同樣重北輕南。考大學的時候,南部的孩子填志願,總把北部的學校填在前面;甚至可以放棄條件較好的南部大學系所,跑到北部條件較不好的大學系所就讀,就只為了能到北部過生活。台北人來到南部城市,南部人往往會自卑地說:「我們這裡實在不好玩,不知道要帶你們看什麼,你們台北什麼好東西都有……」。

    北部人「站台北看台灣」的心態與優越感固然可議,然而自我中心總是人之常情。南部人缺乏對自己家園的認同,應該是更值得重視的問題。即使今天南部向中央爭取合理平衡的資源,也解決不了問題。真正的關鍵在於,南部人如何建立自我認同?否則即使要了再多的資源、爭取了幾次行政院院會在南部召開、選了幾個南部出身的總統,如果只是抱著「要跟台北一樣」的心態,那麼南部還是會繼續繞著台北轉個不停。

    每一個城市都有其性格,即使南部各縣市有和台北一樣多的資源,台南永遠不會變成屏東、嘉義永遠不會變成高雄,高雄也永遠不可能變成台北。唯有南部人自己站起來,尊重城市之間的差異性,認同自己城市性格上的特色、喜歡自己的家園、關心自己的居住地,「重北輕南」的現象,才有可能消失。

    (原發表於 2000 年 7 月 18 日聯合報民意論壇。)



  • 顛覆市民想法 完成不可能任務

    七 月一日起,台北市的垃圾費隨袋徵收。對馬市長來說,他要推動的不只是一項環保新制,而是一場社會改革-改變兩百六十萬台北市民的思考方式與生活態度。

    台灣人注重即時的滿足,使得這項新制成為馬市長口中「不可能的任務」。在台灣,一件事如果沒有即時直接的好處,一般人多半不願意做。同樣是倒垃圾,現在卻必須購買專用的垃圾袋,而且如果要節省垃圾袋的花費,還得學習垃圾分類。這些都是馬上可以感覺到的不方便,而不是好處。

    強迫兩百六十萬人給自己找麻煩,真是不可能的任務。台灣人鑽法律漏洞鑽成了習慣,重罰也派不上用場。馬市長要成功,唯一的機會是改變兩百六十萬人的想法,讓他們覺得做這事對自己有好處,而主動配合。個人道德標準不易提升,最重要的還是訓練市民用長時間遠距離的視野來看問題。因為新制要實施一段時間,才會對個人有比較直接的正面影響。但只要能訓練市民的視野,讓他們看到新制的好處,他們就會樂於配合。

    馬市長正推動一場可能改變兩百六十萬人的社會改革,如果成功,影響將不亞於李光耀之於新加坡民族。如果成功,不僅垃圾問題得以解決,台北許多相較於其他現代都市顯得極不文明的地方,如惡劣的公車服務品質,都會得到提升的機會。台北向上提升,便有機會帶動整個台灣向上提升。

    如果不幸失敗,那麼我們只有再嘆一次「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了。

    (原發表於 2000 年 7 月 2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社區裝監視器 侵犯居民隱私

    六月十九日華視新聞報導,為了防治犯罪,台北縣永和市將斥資三千萬,在面積不到五平方公里的市區大街小巷裝近千台監視攝影機,監視螢幕放在里長家,由各里里長全天廿四小時監看。

    永和市廿三萬人口,絕大多數都是善良百姓,不法之徒總是極少數。有必要為了防範極少數不法之徒,侵犯絕大多數善良百姓的隱私嗎?陳總統就職才剛滿月,就職演說中「讓中華民國成為二十一世紀人權的新指標」的宣示言猶在耳,再看看永和市出於「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漏放一人」心態、把未犯罪之人都預設為歹徒的「鄰里監視系統」,實在是一大諷刺。

    還有,這竟然是由市公所出的主意,由里長負責監視。這已經不是舊時代的「威權政府」或「執法機關」對人民的侵犯,而是平民百姓之間的互相侵犯。

    隨著台灣的民主化,威權政府早已是過去式,執法機關對人權的保護也頗有改善。相較之下,永和市的「鄰里監視系統」卻反映出人民的素養不進反退,這又是一大諷刺。

    五平方公里很小,對警局來說巡邏的困難不大。三千萬不是小錢,應該妥善利用。

    如果永和市公所有錢沒地方花,又想防治犯罪,那麼,把三千萬拿來協助警局,讓警局加強巡邏,才是正途。

    (原發表於 2000 年 6 月 25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共同研究 不等於抄襲

    近日有立委質疑數名學者出身的政務官「抄襲」學生論文,引發軒然大波。個人觀察這兩天的報導,認為立委指出的三例,都不是抄襲。

    正式發表(指發表於學術期刊者)的學術研究的作者,不單指實際寫作之人。學術研究的作者指的是對於研究的理論、數據、及對結果的解釋負責任及有主要貢獻者;換言之,是共同研究者。

    學位論文,尤其是碩士論文,「學習」的成分極大。學生藉由做論文的過程學習獨立研究的精神,從問題找尋、文獻回顧、理論思考、研究設計、數據收集、結果解釋乃至最後的寫作,指導教授都有相當的涉入與影響。因此,在正式發表時,學生與指導教授都是學位論文所完成的研究的作者。

    但在正式發表前,研究者往往有需要對特定對象報告。不同的報告目的對於「作者」也有不同的定義。例如學位論文為學生對學校的報告,而學位論文一定只有單一作者。又如身為計劃主持人的指導教授對贊助單位提出報告,也可能只以主持人身分提報告。

    這些特定目的的報告,實不應與正式發表的論文混為一談。如果學位論文完成後,學生或指導教授把論文投到學術期刊正式發表,卻未將對方列為共同作者,才有抄襲之嫌。立委指出的三例,皆不是正式發表,且就報告性質來看,實屬合宜,因此並不算是抄襲。

    (原發表於 2000 年 6 月 14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維繫教育改革動力 應兼顧穩定

    陽明大學曾志朗校長確定出任教育部長,在四月廿二日的時論廣場,引起廣大回響。李天山先生指出,教育政策到了基層,往往無法順利推行。彭懷真教授擔憂教育制度因為改革而不夠穩定。陳光復先生則擔心曾校長就任後會把九年一貫課程「一夕翻掉」。

    李先生的疑慮不無道理。早期的教改推動者,不管是李遠哲或吳京,儘管學識淵博,卻非教育與心理專業出身。因此他們對於第一線的老師與學生可能遇到的教學技術與學習適應上問題,並不是那麼清楚。非專業人士主導教改,自然難以訂出具體可行的政策。直到兼俱教育專業、改革心態、與謹慎態度的林清江出任教長,情況才開始改善。無奈教改尚未成功,林前部長即病逝,讓教改又出現陰霾。

    彭教授的擔憂,其實也與過去「非教育專業推動教改」的特殊背景有關。他認為教育制度應該有其穩定性,太多人拿教育制度作實驗,是目前教育問題的亂源。這其實是正是因為很多決策者並沒有教育與心理的專業背景,因此在事前就評估各項政策可能造成的影響時,常有盲點。最大的盲點,正是李天山先生所指出的,決策者並不是很清楚位於第一線的教師與孩子們真正會遇到的教學上與學習上的困難。

    陳先生對九年一貫課程推動的用心,個人非常感動。然而有些關鍵值得再討論。例如陳先生說,「若不按既定期程試辦、實施,則當前教材統一、標準答案、教師講學生聽的非人性、落伍教學制度,勢必繼續實施……」。仔細思索,陳先生指出的這些問題,其實都是教學與評量上的技術問題,和九年一貫課程並沒有關係。不按既定時程推行,這些問題還是需要解決。按既定時程推行,這些問題也不會自然解決。最後,我感覺陳先生似乎有點多慮了。曾校長只表示時間表要再評估,並沒有「一夕翻掉」的意思。

    曾校長本身既然有心理與教育的專業知識,必然明白教育制度穩定性的重要,也必然明白實踐政策中的人性因素-老師和學生-的重要性。而他也應該能夠基於他的專業,在維持教育制度穩定性、維持教改動力的同時,對教育政策做最佳化的調整。因此,對於即將上任的新教長,李先生、彭教授、陳先生可以樂觀一些,不用太擔心。

    (原發表於 2000 年 4 月 23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找出中共領導人不安根源

    總統當選人陳水扁六日在訪問聯合報系時指出,「台灣的安全一定要保障,不能過度依靠武器的採購,要以非軍事手段降低兩岸緊張對立。」這是非常深刻的觀點。軍備競賽徒增兩岸間存在的緊張對立,唯有化解兩岸間的緊張對立,才是治本之道。

    現在的緊張,源自兩岸的誤解與不信任。中共在陳水扁當選後緊縮「一個中國」政策、加強武嚇等,都是內心不安的表現。心裡有了不安,就容易走極端。好像年輕男女談戀愛,常常要對方去做某件不合理的事以「證明」他的愛。

    台灣自身也有不安全感。這樣的不安全感,在過去導致整個社會不接納任何「親中」的言論,不管合不合理。因此,台灣發出的聲音,不管是獨立、兩國論、還是維持現狀,一致的立場就是反中。台灣走極端,大陸也走極端,惡性循環,兩岸間自然日益緊張。

    就像談戀愛一樣,要化解兩岸間的誤解,不應該只在這種表面的不合理邏輯上配合或對抗。台灣真正要去努力的,是找尋中共領導人內心不安的根源,並對症下藥。

    陳水扁當選,台灣社會的一個意外收穫是對於向中共表達善意不再有那麼高的不安全感。因為沒有人相信他會賣台,他反而可以比較自由地表達對中共的善意。但是今天台灣不能只單方面的期待對方來理解自己的善意。台灣必須仔細研究的是,中共領導人在害怕什麼。他們怕的絕對不是簡單的台獨或兩國論,而是比台獨或兩國論更深的東西。我相信陳水扁已經看到了這一點,也希望海峽兩岸,都能有愈來愈多的人,用更多的同理、思考與彈性來取代非理性的對抗與要求。

    (原發表於 2000 年 4 月 8 日聯合報民意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