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部人重北輕南 我們南部人呢?

    十七日聯合報八版刊出關於南北差距的專題報導。我在南部出生、住了廿五年,讀後別有感觸。

    人們討論「重北輕南」時,常常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問題:誰在重北輕南?北部人當然重北輕南,那麼南部人呢?個人的觀察是,許多南部人同樣重北輕南。考大學的時候,南部的孩子填志願,總把北部的學校填在前面;甚至可以放棄條件較好的南部大學系所,跑到北部條件較不好的大學系所就讀,就只為了能到北部過生活。台北人來到南部城市,南部人往往會自卑地說:「我們這裡實在不好玩,不知道要帶你們看什麼,你們台北什麼好東西都有……」。

    北部人「站台北看台灣」的心態與優越感固然可議,然而自我中心總是人之常情。南部人缺乏對自己家園的認同,應該是更值得重視的問題。即使今天南部向中央爭取合理平衡的資源,也解決不了問題。真正的關鍵在於,南部人如何建立自我認同?否則即使要了再多的資源、爭取了幾次行政院院會在南部召開、選了幾個南部出身的總統,如果只是抱著「要跟台北一樣」的心態,那麼南部還是會繼續繞著台北轉個不停。

    每一個城市都有其性格,即使南部各縣市有和台北一樣多的資源,台南永遠不會變成屏東、嘉義永遠不會變成高雄,高雄也永遠不可能變成台北。唯有南部人自己站起來,尊重城市之間的差異性,認同自己城市性格上的特色、喜歡自己的家園、關心自己的居住地,「重北輕南」的現象,才有可能消失。

    (原發表於 2000 年 7 月 18 日聯合報民意論壇。)



  • 顛覆市民想法 完成不可能任務

    七 月一日起,台北市的垃圾費隨袋徵收。對馬市長來說,他要推動的不只是一項環保新制,而是一場社會改革-改變兩百六十萬台北市民的思考方式與生活態度。

    台灣人注重即時的滿足,使得這項新制成為馬市長口中「不可能的任務」。在台灣,一件事如果沒有即時直接的好處,一般人多半不願意做。同樣是倒垃圾,現在卻必須購買專用的垃圾袋,而且如果要節省垃圾袋的花費,還得學習垃圾分類。這些都是馬上可以感覺到的不方便,而不是好處。

    強迫兩百六十萬人給自己找麻煩,真是不可能的任務。台灣人鑽法律漏洞鑽成了習慣,重罰也派不上用場。馬市長要成功,唯一的機會是改變兩百六十萬人的想法,讓他們覺得做這事對自己有好處,而主動配合。個人道德標準不易提升,最重要的還是訓練市民用長時間遠距離的視野來看問題。因為新制要實施一段時間,才會對個人有比較直接的正面影響。但只要能訓練市民的視野,讓他們看到新制的好處,他們就會樂於配合。

    馬市長正推動一場可能改變兩百六十萬人的社會改革,如果成功,影響將不亞於李光耀之於新加坡民族。如果成功,不僅垃圾問題得以解決,台北許多相較於其他現代都市顯得極不文明的地方,如惡劣的公車服務品質,都會得到提升的機會。台北向上提升,便有機會帶動整個台灣向上提升。

    如果不幸失敗,那麼我們只有再嘆一次「生為台灣人的悲哀」了。

    (原發表於 2000 年 7 月 2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社區裝監視器 侵犯居民隱私

    六月十九日華視新聞報導,為了防治犯罪,台北縣永和市將斥資三千萬,在面積不到五平方公里的市區大街小巷裝近千台監視攝影機,監視螢幕放在里長家,由各里里長全天廿四小時監看。

    永和市廿三萬人口,絕大多數都是善良百姓,不法之徒總是極少數。有必要為了防範極少數不法之徒,侵犯絕大多數善良百姓的隱私嗎?陳總統就職才剛滿月,就職演說中「讓中華民國成為二十一世紀人權的新指標」的宣示言猶在耳,再看看永和市出於「寧可錯殺一百,不可漏放一人」心態、把未犯罪之人都預設為歹徒的「鄰里監視系統」,實在是一大諷刺。

    還有,這竟然是由市公所出的主意,由里長負責監視。這已經不是舊時代的「威權政府」或「執法機關」對人民的侵犯,而是平民百姓之間的互相侵犯。

    隨著台灣的民主化,威權政府早已是過去式,執法機關對人權的保護也頗有改善。相較之下,永和市的「鄰里監視系統」卻反映出人民的素養不進反退,這又是一大諷刺。

    五平方公里很小,對警局來說巡邏的困難不大。三千萬不是小錢,應該妥善利用。

    如果永和市公所有錢沒地方花,又想防治犯罪,那麼,把三千萬拿來協助警局,讓警局加強巡邏,才是正途。

    (原發表於 2000 年 6 月 25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共同研究 不等於抄襲

    近日有立委質疑數名學者出身的政務官「抄襲」學生論文,引發軒然大波。個人觀察這兩天的報導,認為立委指出的三例,都不是抄襲。

    正式發表(指發表於學術期刊者)的學術研究的作者,不單指實際寫作之人。學術研究的作者指的是對於研究的理論、數據、及對結果的解釋負責任及有主要貢獻者;換言之,是共同研究者。

    學位論文,尤其是碩士論文,「學習」的成分極大。學生藉由做論文的過程學習獨立研究的精神,從問題找尋、文獻回顧、理論思考、研究設計、數據收集、結果解釋乃至最後的寫作,指導教授都有相當的涉入與影響。因此,在正式發表時,學生與指導教授都是學位論文所完成的研究的作者。

    但在正式發表前,研究者往往有需要對特定對象報告。不同的報告目的對於「作者」也有不同的定義。例如學位論文為學生對學校的報告,而學位論文一定只有單一作者。又如身為計劃主持人的指導教授對贊助單位提出報告,也可能只以主持人身分提報告。

    這些特定目的的報告,實不應與正式發表的論文混為一談。如果學位論文完成後,學生或指導教授把論文投到學術期刊正式發表,卻未將對方列為共同作者,才有抄襲之嫌。立委指出的三例,皆不是正式發表,且就報告性質來看,實屬合宜,因此並不算是抄襲。

    (原發表於 2000 年 6 月 14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維繫教育改革動力 應兼顧穩定

    陽明大學曾志朗校長確定出任教育部長,在四月廿二日的時論廣場,引起廣大回響。李天山先生指出,教育政策到了基層,往往無法順利推行。彭懷真教授擔憂教育制度因為改革而不夠穩定。陳光復先生則擔心曾校長就任後會把九年一貫課程「一夕翻掉」。

    李先生的疑慮不無道理。早期的教改推動者,不管是李遠哲或吳京,儘管學識淵博,卻非教育與心理專業出身。因此他們對於第一線的老師與學生可能遇到的教學技術與學習適應上問題,並不是那麼清楚。非專業人士主導教改,自然難以訂出具體可行的政策。直到兼俱教育專業、改革心態、與謹慎態度的林清江出任教長,情況才開始改善。無奈教改尚未成功,林前部長即病逝,讓教改又出現陰霾。

    彭教授的擔憂,其實也與過去「非教育專業推動教改」的特殊背景有關。他認為教育制度應該有其穩定性,太多人拿教育制度作實驗,是目前教育問題的亂源。這其實是正是因為很多決策者並沒有教育與心理的專業背景,因此在事前就評估各項政策可能造成的影響時,常有盲點。最大的盲點,正是李天山先生所指出的,決策者並不是很清楚位於第一線的教師與孩子們真正會遇到的教學上與學習上的困難。

    陳先生對九年一貫課程推動的用心,個人非常感動。然而有些關鍵值得再討論。例如陳先生說,「若不按既定期程試辦、實施,則當前教材統一、標準答案、教師講學生聽的非人性、落伍教學制度,勢必繼續實施……」。仔細思索,陳先生指出的這些問題,其實都是教學與評量上的技術問題,和九年一貫課程並沒有關係。不按既定時程推行,這些問題還是需要解決。按既定時程推行,這些問題也不會自然解決。最後,我感覺陳先生似乎有點多慮了。曾校長只表示時間表要再評估,並沒有「一夕翻掉」的意思。

    曾校長本身既然有心理與教育的專業知識,必然明白教育制度穩定性的重要,也必然明白實踐政策中的人性因素-老師和學生-的重要性。而他也應該能夠基於他的專業,在維持教育制度穩定性、維持教改動力的同時,對教育政策做最佳化的調整。因此,對於即將上任的新教長,李先生、彭教授、陳先生可以樂觀一些,不用太擔心。

    (原發表於 2000 年 4 月 23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找出中共領導人不安根源

    總統當選人陳水扁六日在訪問聯合報系時指出,「台灣的安全一定要保障,不能過度依靠武器的採購,要以非軍事手段降低兩岸緊張對立。」這是非常深刻的觀點。軍備競賽徒增兩岸間存在的緊張對立,唯有化解兩岸間的緊張對立,才是治本之道。

    現在的緊張,源自兩岸的誤解與不信任。中共在陳水扁當選後緊縮「一個中國」政策、加強武嚇等,都是內心不安的表現。心裡有了不安,就容易走極端。好像年輕男女談戀愛,常常要對方去做某件不合理的事以「證明」他的愛。

    台灣自身也有不安全感。這樣的不安全感,在過去導致整個社會不接納任何「親中」的言論,不管合不合理。因此,台灣發出的聲音,不管是獨立、兩國論、還是維持現狀,一致的立場就是反中。台灣走極端,大陸也走極端,惡性循環,兩岸間自然日益緊張。

    就像談戀愛一樣,要化解兩岸間的誤解,不應該只在這種表面的不合理邏輯上配合或對抗。台灣真正要去努力的,是找尋中共領導人內心不安的根源,並對症下藥。

    陳水扁當選,台灣社會的一個意外收穫是對於向中共表達善意不再有那麼高的不安全感。因為沒有人相信他會賣台,他反而可以比較自由地表達對中共的善意。但是今天台灣不能只單方面的期待對方來理解自己的善意。台灣必須仔細研究的是,中共領導人在害怕什麼。他們怕的絕對不是簡單的台獨或兩國論,而是比台獨或兩國論更深的東西。我相信陳水扁已經看到了這一點,也希望海峽兩岸,都能有愈來愈多的人,用更多的同理、思考與彈性來取代非理性的對抗與要求。

    (原發表於 2000 年 4 月 8 日聯合報民意論壇。)



  • 與歷史疏離 危機誤解接踵而來

    徐宗懋先生四月一日在中時晚報撰文,以「歷史辯證的規律」來詮釋傾向台獨的陳水扁,何以在當選後竟然朝「統」的方向移動。

    我想從另一個歷史觀點來談。民國七十年代中期,「中國統一是台灣發展的包袱」就已漸漸在台灣社會形成共識。當時在尚未全面改選的立法院提出要放下這個包袱的,也不乏國民黨的增額立委。

    七十年代晚期,隨著黨禁、報禁乃至戒嚴的解除,台灣社會的活力在很短的時間被釋放出 來。這些活力既不及於大陸,也不需要大陸。舊的「統一包袱」也就這樣在四十年之後自然被放了下來;這也是為什麼民調總是顯示大多數人希望「維持現狀」。

    之後,與稍遠的歷史疏離,就成了台灣社會的常態。這個「遠」也從四十年,縮短為廿年不到。八十年代後半,距美麗島事件發生還不到廿年,台灣人就放下了「民主運動」的包袱;整個社會已經忘得差不多了。連民進黨內部的美麗島世代都大嘆黨內世代交替之快、之無情。

    這次大選,民進黨勝選,執政五十多年的國民黨失去政權。兩星期不到,整個社會就幾乎忘了國民黨的存在。兩星期不到,陳水扁就與他過去十年、甚至選前代表的台獨形象劃清界限。台灣社會很快適應新政府,新總統很快適應新情勢。

    與歷史的隔離,換來台灣人高度的適應性與 台灣社會快速的變遷。「歷史」對台灣人愈來愈不重要。然而正是因為這樣的與歷史隔離,台灣人不再了解中國。也因為台灣變得太快,中國、甚至美國,也不再了解台灣,兩岸誤解因此而生,危機也因此而起。

    (原發表於 2000 年 4 月 5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唐揆與郝揆 象徵意義不同

    陳水扁廿九日宣布新政府將由現任國防部長唐飛組閣。以唐飛外省籍、軍方背景、及國民黨籍這三種背景,可以說是和陳水扁站在政治光譜的兩個極端。同日的中時電子報即時評論對這樣的安排提出「是否給人下藥過重、矯枉過正的感受」的看法,並以「軍隊國家化的成果已充分顯現」為由,質疑此時軍方人士組閣的適切性。

    事實上,我們應該從心理層面來看這樣的人事安排。陳水扁必須說服國內的外省籍人士,他沒有省籍歧視。他必須說服全體國人,即使這是民進黨的出頭天,他還是有「用人唯才,不分黨派」的胸襟。更重要的是,他必須說服中共,他(某種程度上)認同一個中國,不會搞台獨。

    陳水扁任命唐飛組閣,藉由同理那些被說服者的立場,來達到說服的目的,可說是非常高明的說服策略。

    另一方面,固然軍隊國家化的成果已充分顯現,但是政黨輪替才是真正的檢驗機會。民進黨的陳水扁任命軍方的唐飛組閣,和當年國民黨的李登輝任命軍方的郝柏村組閣,看似相似,實則有著極不相同的象徵意義。

    最後,在更高、也是最重要的層次,任命唐飛也是把陳水扁代表的「台灣」意識和唐飛代表的「中華民國」意識重疊、融合,對凝聚過去甚為分歧的國家認同共識,極有幫助。

    因此,任命唐飛,除了純粹的「人才」因素外,其所能起的說服力與國家認同凝聚力,應該才是最關鍵的原因。

    (原發表於 2000 年 3 月 30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管制網路決策 欠缺學術品質

    十一月十三日一位署名「台灣學術網路技術小組成員」的女士/先生在貴版對第四十六次會議的出國管制一事提出回應。

    一、該員表示「考量之重點是熱門度以斷續方式減低流量」。所以, 此番出國管制實際上只是「流量管制」,禁止對於國外非教育單位的大流量網站連線。因為熱門所以該禁?禁了以後還在公告上辯稱是「為了回歸學術網路正常用途……將對每日流量較大的非學術網站設限禁止連線」。顯示技術小組的決策在邏輯上出了問題。

    二、該員表示「本次引起爭議的出國管制網站……其中絕大部分又屬於個人化資訊」。個人化資訊就一定是非學術資訊?學術研究本來就是「人」所從事,學術資訊或多或少都可以說是個人化資訊。學術人之間的對話常出現「你的論文」、「我的研究」、「他的計畫」,即為一例。顯示技術小組對於學術活動的本質欠缺基本了解。

    三、再以 GeoCities 為例,該員僅舉一個廣告的例子,就說「必須做出抉擇」。GeoCities 共有數十萬個網站,每一區有九千個。由於都有分區編號,其實可以很容易地由分層隨機抽樣了解網頁內容的分佈,再做判斷。只依據個人未必具有代表性的經驗就做決定,顯示技術小組的決策十分粗糙,且沒有嚴謹的調查數據作基礎。

    所以我們發現,「台灣『學術網路』技術小組」做了一個沒有學術品質的決議:邏輯有問題、認知有偏差、數據不具代表性。該小組的出發點是善意的,沒有人會懷疑。但是,善意人人有,既然是「『學術網路』技術小組」,就應該做出有學術品質的決策,不應該拿善意為不當決策合理化。

    (原發表於 1999 年 11 月 15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 網路用途 不可貿然設限

    日前教育部在其網站上公布一份「TANet 出國管制公告」 (http://www.edu.tw/tanet/policy.html) ,其中第二點指出:「依據台灣學術網路技術小組第四十六次會議決議,為了回歸學術網路正常用途,自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一日起對於非學術用途之國際頻寬將予限制。將對每日流量較大的非學術網站設限禁止連線,目前限制名單如下……(略)」並羅列十個被認定為「非學術」的網站。

    這份「黑名單」上的網站我不是每個都去過,就談談「榜首」GeoCities 好了。我們事實上很難說 GeoCities 是屬於學術或非學術性的網站,因為它是一個虛擬社群,有世界各地的學術人和非學術人在裡面設置網站。因此,裡頭的網站,有學術的,也有非學術的。事實上,就算是設在學術單位的網站,也有許多內容是與學術無關的。你我心知肚明,有多少台灣學生在自己學校的網頁空間裡放盜錄的流行音樂 mp3。

    我想更嚴重的問題是:如何定義一項資訊屬於「學術」或「非學術」?如何定義一個單位屬於「學術單位」或「非學術單位」?我不明白台灣學術網路技術小組的諸公,如何能夠代表全台灣學術網路上的學術人,訂出這樣一個價值標準,做這樣的二元判斷。你相信他們擁有比全台灣的學術人還高的智慧嗎?

    網站本身是不是學術性,依其提供的訊息而定;網站本身並無所謂「學術」「非學術」可言。而一則訊息是不是學術性,則由讀者依其本身專長的學術背景判斷,並沒有絕對的標準。台灣學術網路技術小組如此武斷地決定限制使用者能夠接觸到的世界,不僅無助於學術研究,反而損及使用者「知」的權利,造成嚴重傷害。

    (原發表於 1999 年 11 月 11 日中國時報時論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