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片與我

我在電影院看國片的記憶,大約可以回溯到三十年前。最早有印象的是 1977 年張曾澤導演的《筧橋英烈傳》。當時年幼不懂戰爭生死,印象最深的還是來自視覺效果:空戰!三十年後重看此片,感慨良多。三十年前,台灣就能拍出此種規模的電影。在這之後的十年間,國片始終是台灣通俗文化的一部分,我也經常在電影院看國片。

1983 年,侯孝賢萬仁曾壯祥導演的《兒子的大玩偶》上映時,當時念國二的我也看了這部改編自黃春明小說、後來被視為 1980 年代台灣新電影濫觴的電影。二十五年後再看此片,感觸更深。好電影的元素,當年的電影一點都不缺:優秀演員詮釋的真實可信角色,不會不易看懂又不會容易預期的情節,圍繞著單一主題統整的劇情,節制地處理的情緒。即始以今日的標準來看,仍然是一部相當好看的電影。

1990 年,當時念大二的我,和同學接連看了羅卓瑤導演的《愛在他鄉的季節》與嚴浩導演的《滾滾紅塵》。兩部電影都由張曼玉主演,都是很好看的電影。我個人對前者的印象比後者深。兩部電影都是華語片,但嚴格來說是香港電影,而不算是國片。這是我 1994 年離開台灣之前,在電影院看華語電影的最後記憶。在電影院看國片的記憶,則停在 1987 年王童導演的《稻草人》。

1994 到 2001 年這段間,我在美國念書。1994 年的耶誕夜,我在一位長輩家中和一群在美國的台灣家庭長大的年輕人一起看李安導演的《喜宴》。他們和我的成長背景不同,但都被這部電影感動了。我當時的感動一定比身旁的友人多一些,因為多了重新發現台灣電影的感動。1995 年,在美國的電影院看李安導演的第一部英語電影《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讓我對這位台灣導演的印象又更深刻了。

1990 年的我大概不會想到,再次有機會在電影院看華語電影,不是在台灣,而是十年後的 2000 年在美國看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這部電影裡角色的關係結構其實與《《理性與感性》在結構上非常相似,但故事發生在不同的時空與文化。雖然是華語武俠電影,但感動了看電影的所有人。我記得走出電影院時,在我前方的兩位美國大學生一直說「真是悲傷!真是悲傷呀!(It was sad! It was so sad!)」

2001 年回到台灣,在一個偶然的機會看了蔡明亮導演的《你那邊幾點》,也聽蔡導演談他的理念。我還記得,電影與座談結束,我心中「台灣竟然有這樣的導演可以拍出這樣新鮮的電影」的激動卻久久未能平息。是的,李安與蔡明亮兩位導演的風格迥然不同。但對我來說,他們兩位的電影都能帶給我感動。

即使偶而還是會有好電影可看,台灣的電影工業自二十年前快速凋零,卻是我們必須面對的殘酷事實。國片產量愈來愈少,「看國片」這事已經淡出一般人的生活。二十年前出生的人,就這樣在不看國片的環境中成長。今年,他們也都成年了。悲哀的是,二十年過去了,台灣的電影工業卻仍然沒有浴火重生。

電影製作成本極高,所以原本就有相當的商業性。這就是為什麼好萊塢的電影都像是針對消費者心理設計的產品,能夠滿足大量觀眾需求,讓觀眾就願意花錢買票。這也是為什麼每年都要製作大量的類型片,同樣的主題用不同方式反覆述說,讓觀眾能夠輕鬆理解一部電影,導演也能在既有基礎上發揮創意。更重要的是,讓劇組人員持續有固定工作可做,也讓演員持續有磨鍊的機會。

台灣的導演其實都知道這點,也有不少商業電影的嘗試。但我的感覺是,這些電影的角色往往不夠真實可信,沒有辦法把觀眾拉入電影之中。主要的原因是,演員的演技沒有一定的水平。前年看李啟源導演的《巧克力重擊》時,我就有這樣的感覺。當我看著阿里(賴雅妍飾)、巧克力(陳信宏飾)與 Pachinko(黃柏青飾),我卻覺得在看年輕演員念對白。只有當我看著剉冰泉(資深演員陳慕義飾)時,我覺得看到一個真實的角色剉冰泉。

角色夠真實可信,我們就能完全投入電影的世界中。就像我們看《兒子的大玩偶》時,看著坤樹(陳博正飾)和阿珠(楊麗音飾)就心疼,像是在真實世界中看到身邊有類似遭遇的人物一樣心疼。角色不夠真實可信,就算有了再好的導演、編劇、攝影與配樂,也很難讓電影給人「好看」的感覺。

過去二十年間,觀眾只是不看國片了,西片還是照看的。台灣觀眾看多了好萊塢面面俱到(特別是有好演員)的電影,水平還是提升了。國片面臨的挑戰只會愈來愈高,因為觀眾會用更高的標準來檢視國片。2008 年的第一天,想到不能經常有國片可看的日子過了二十年,或許還得繼續過下去,心中不免有些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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