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大早就趕著出門駛往一百多英里外的機場,深怕錯過了班機登機時間。這天,特別地冷。把暖氣開到最大,試圖在最短的時間驅出車內的寒氣。

很快出了城,駛上州際公路。把暖氣轉小,打開定速器,時速定在七十英里。是太早起床了吧,坐在前座的女子,在低沈的引擎聲與微弱暖氣風扇聲漸漸睡去。

車窗外是被雪覆蓋的田地,白茫茫的一片,一望無際,偶有幾棵枯樹矗立其間。本地攝影家 Larry Kanfer 曾有作品以此景為題材,題為「凍結在時空中(Frozen in Time)」。不曉得開了多久,不經意地望向路旁,白雪、農舍、枯樹。這是……一小時前的景像嗎?我前進了七十英里嗎?還是還在原地?

像嬰兒般熟睡中的女子,應該不會希望永遠凝結在這個時空。也許她最希望的,是不曾飛行萬里來到這個時空,不曾展開這場意外的人生旅程。也許,她不只是想回到一個月前,而是跳過那些人生中的傷害、那些生命中黑暗的回憶,回到最初的最初,一切從頭來過。

依稀記得不久前,無數個無眠的夜裡,別人眼中的精明能幹的女子,從話筒中傳來的似乎未曾止息的啜泣聲,和一段又一段傷心的回憶。

萬里外的女子,曾經以為來到地球的另一面,就可以看到黑夜之後的黎明。而今天的送行者,也曾以為女子會把陽光從地球的那一面帶過來。也許,就像地球,陽光照在這一面時,那一面就是黑夜。照在那一面時,這一面就是黑夜。

也許兩個人永遠不會有交集。

女子又將回到地球的那一面。

航空公司做了最後一次登機廣播,所有的乘客都上了飛機。我目送女子走入空橋,以為這是最後一面。

隔著候機室的落地窗,紅灰相間的747正準備離開,穿越北美洲,飛越太平洋。華氏零度的低溫讓機翼結了冰,地勤人員駕車前來噴灑除冰的溶劑。

旅人與送行者的心,依舊冰封,凍結在時空中。雖然,窗外有陽光。

2.

這個時候,從窗子看出去,應該是一塊塊紅磚鋪成的小路與路旁那一棵棵剛開始冒新芽的樹,而不應該是一片藍天與白雲。這個時候,身邊坐著的似乎應該是我的美國同事或印度同學,而不應該是一位菲律賓老太太與一個日本小男孩。這個時候,應該是在剛開始融雪的小鎮,盯著電腦螢幕與書本,而不應該是在太平洋上空三萬五千英尺的華氏零度以下低溫的高空,對著一個不知該如何開啟的餐盒發呆。

我為什麼會在這裡?誰可以告訴我?

「你的手臂不方便,我來幫你好了。」帶著菲律賓口音的英語穿過我凌亂的思續。我把從手腕到上臂都上了石膏的左手臂移開,讓老太太幫我打開餐盒。

我看著我的左臂。不久前,乍暖還寒。傍晚,匆匆忙忙趕回住處,為了在彼岸的一天開始前撥通電話。心神不寧地衝下車,沒注意白天融的雪到晚上結了冰。滑倒在地上,摔裂了手腕。醫生說要整個手臂都要固定,以免摔裂的骨頭受牽扯。

老太太來芝加哥看完移民美國當醫生的女兒一家人,要回菲律賓去了。她說她有年冬天出門也跌了一跤,摔傷了手。她笑著說她是「歐巴桑」了,好久才復原。

她看看靠窗座位上望著窗外出神的日本男孩,小聲跟我說,他大概聽不懂英語吧。然後似乎憶起了什麼,側過身告訴我,當年日本人在菲律賓好壞好殘暴。當年,她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祖父與父親在院子裡被一群日軍刺死,屍體還被掛在旗桿上……

老太太沈默了一會兒,窗外的陽光穿過她濕潤的眼角。男孩睡著了。她看了看他,說他們這一輩的日本孩子永遠不會從教科書上讀到這些事。「都過去了!」老太太在嘆息聲中說。我知道,也許仇恨會過去,消褪的永遠不會是少女時代苦痛的回憶。

不到十天的假期,飛回海的那一邊,當然有故事可說。只是,沒有可以跟老太太說的故事。這一輩的情與愛、喜與悲、思念與離愁,跟老太太的故事比起來,實在太平凡了。

天色漸暗,老太太睡得沈,顯然是很有飛行經驗,能吃能睡的。我拆開我的毯子輕輕蓋在她身上,自己卻睡不著。我還是想著同樣的問題:我為什麼會在這裡?誰可以告訴我?

3.

窗外是向後飛掠的嘉南平原,阡陌縱橫,一片翠綠。一大清早搭上這班火車,前往一個從未造訪過的客家小鎮。多年未曾搭火車,有點不太習慣,又有點新鮮。

列車在舊名「打貓」的南部小鎮短暫停靠。這是多年以前曾經待過兩年的、曾經在這裡擁有過許多故事的小鎮。我不禁向窗外的月台多看了幾眼。我期望看到什麼呢?

一條公路經過小鎮。兩側曾經是女孩的祖母小時候就開始成長的芒果樹,枝葉繁茂,形成一條綠色的隧道。那年,地方政府為了拓寬公路,計劃將路兩側的芒果樹砍除。女孩號召學生、鄉里,保護這些芒果樹。當然,一如許多環保運動的結局,經濟利益至上的地方政府仍然決定砍樹。

分別多年,昔時曾經為阿媽的芒果樹付出過、吶喊過的女孩還在嗎?她仍然像以往一樣單純嗎?她還有那份理想與執著嗎?她遇著了能夠真正和她共渡白首的男人了嗎?她快樂嗎?她還記得我嗎?

樹不在了,女孩也不知去向。我沒有答案,而列車繼續北行。母校出現在遠方的山丘上。那曾是我找到理想與愛情的母校,那曾是我用「空中之城」形容的夢幻城堡,而現在的我卻不敢直視。

火車以七十英里的時速前行,我打開我的心理學同行邱妙津的遺作「蒙馬特遺書」,讀一段人世間最苦但也最真實的愛情信仰與生命終點。真正的愛情是抽像的、是信仰的;只要信仰愛情,是同性之愛抑或異性之愛,其實沒有太大差別。

車過台中,改行海線。

如果可以從頭來過,我不會帶著傷飛行萬里去確定一個原本就不該存在的感覺。如果可以從頭來過,我會選擇不做這個承諾。

當然,是不可能回頭了。於是我守著這個承諾,把所有的傷痛都當成是對信仰的試鍊。

過了幾個月,握著筆記本的左手已然痊癒,絲毫沒有受過傷的感覺。但我還是不知道我為什麼會走到這裡;當初的送行者成了今天的訪客。

列車沿著山壁轉了個大彎。

從車窗看出去,山很綠、海很藍、天空很乾淨。我像個傳教士般,要去遠方的小鎮探望另一個家庭。

很久以後才知道,那是真正的、最後一次的造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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